朱清科(中)和学生在安装黄土坡面缓台微地形土壤水分检测仪器。(资料图片)
朱清科拿着长棍走在秦巴山区的一条狭窄山路上，身后跟着多位学生。正当7月，山里热得像蒸桑拿，一行人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又热又累又饿。可“冤家路窄”，草丛中突然杀出一条蛇来，气势汹汹地挡在老朱面前。学生们尖叫起来，老朱可不怕，他在山里每天能见到10多条蛇。老朱握紧木棍，狠狠瞪着蛇。对视了十几分钟后，蛇没能坚持住，悻悻而去……
向《经济日报》记者讲起在山间调查的苦日子时，朱清科满是轻松幽默的语气。30多年来，这位从宁夏固原贫困山区走出的西北汉子，常年奔波在陕西、山西等地的黄土高坡和崎岖山路上，用扎实创新的科研成果捍卫着黄土地的绿意生机。他的多项先进技术累计推广应用上千万亩，使造林保存率提高约20%，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、中国水土保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多项殊荣。
曾经的黄土坡变绿了，60岁的老朱鬓白了。
“不到一线，好东西就漏掉了”
朱清科1978年考入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。看着前辈们个个像农民一样整天奔走在山间野外，扎根一线的科研情结深深种在了朱清科心里。“一线太重要了。不到一线调查，好东西就漏掉了。”朱清科感叹。
上世纪70年代末，陕西省渭北高原的淳化县水土流失十分严重。1982年，朱清科来到西北林学院工作，将淳化作为首个“一线战场”。当时，人们对于黄土高原究竟如何发展存在争论。好多人提出，应该保护生态，不予发展。可朱清科不这么看，“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，保护生态就是句空话！黄土高原，既要保护，也要发展”！
如何实现呢？方法还得从一线来。朱清科和学生们跑遍了淳化12个乡镇，细细摸清了当地生态难点，通过大量调查和试验研究论证，提出了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林果业这一“三环结构”发展模式和其配置比例。“农业提供粮食，牧业提供肥料，林果提供经济收入。其中，肥料将这三环串连起来，形成一个稳固系统。”朱清科的这一创新理论和方法推动当地转变了观念，坚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。如今，“一湖清水两岸绿，半城山水半城树”的淳化县已是全国绿化模范县，农民收入70%以上来自林果业。
攻下淳化这个“山头”后，朱清科将科研目光移向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陕西省吴起县。上世纪90年代，吴起县水土流失面积曾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%。朱清科到吴起后，发现当地对于“封育”还是“造林”的争论比淳化更加激烈。
朱清科决定让事实来说话。他给当地干部群众做了一次大试验：选择了基本状况相近的两条流域，一条封育，一条造林。进行了严谨对比后证实：要想使封育形成植被达到人工造林5年的效果，起码需要封育50年以上。等待是懒汉的做法，想要快速绿起来，生态修复一定要人工促进，而且越是自然条件差的地区越需要人工促进，输入物质和能量。试验结果让当地人心服口服，干部群众齐心协力，开拓新的发展大道。
在吴起，朱清科成了一个活地图。吴起县有的干部下乡，甚至会咨询老朱哪条道通不通。“我是走山路出身的，一到山里边，就来精神。血糖、血压的指标都一下子正常了。”老朱笑着说。去一线调查，一天走上60里山路是家常便饭，老朱的脚步比学生们还快。
山间一线既是科研的富矿，也有着难以预料的危险。一次，老朱跟学生在山地里搜集数据，突然乌云骤起，暴雨如注，看不清10米以外的东西。他们急忙躲在一块大石头下避雨，可发现石头已开始松动。情急之下，他们只好冲进雨中赶路，全身湿了个透。虽然最后安全返回，很多人却因为极度受寒，落下了咽炎的病根。
从“大锅饭”到“精准配置”
传统的人工造林种植点配置，大多都是等株距和行距栽种。然而，在一块坡面上，由于侵蚀等原因，土壤水分分布不均，导致人工造林成活率不高。“在半干旱地区，水是解决植物‘温饱’问题的关键。传统的‘吃大锅饭’式的种植方式不利于黄土陡坡造林。”针对这一难题，朱清科提出了相关造林理论与方法。他将黄土坡面的微地形划分为5种类型，根据各种微地形的土壤水分、养分等条件及其分布规律，提出了基于微地形去设计乔灌木树种结构。这一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造林方法，解决了造林保存率低和容易形成“小老树林”的问题。该成果在延安市累计推广应用达690万亩，节约了20%至30%的种苗费、人工费等，使造林保存率提高约20%。
朱清科明白，好技术不真正落实到一线，就不算成功。心细的他经常盯在造林现场，为村民们答疑解惑。一次，在青海平安县，干部们反映造林成活率低。朱清科到现场一看，发现了一个细节：村民们在上山造林工作中，所带树苗根系都没有保护。树根裸露超过1分钟，一些比较敏感的树苗就减少了生命力。朱清科给村民们出了一招，让他们在搬运树苗时带着水桶，将树根放在桶里，桶里放一点水，用潮湿水汽来避免根系毛根失水。等栽植坑挖好后，栽一棵，从桶里取一棵。这个小举措，让当地的造林存活率大幅提高。
还有一次，在陕北，朱清科发现，当地人在道路边坡挖坑造林种灌木。敏锐的他预感到，这种陡坡绿化可能要失败。因为他发现，道路边坡的表土有一层干土层，其厚度与道路边坡的坡向、坡度、高度和边坡形成时间长短等因素都有关，不考虑这些因素大而化之地栽种，难以取得好效果。果不其然，在边坡直接挖一个浅浅的小坑，直播树草种很难成活。于是，朱清科带领团队深入实地系统展开调查，提出了“打孔深栽”陡坡造林技术体系：即在道路边坡上打一个深孔，栽深根性的容器苗，让其吸收到30厘米土层以下的土壤水分，确保树木成活和健壮生长。这项技术获得了广泛推广应用，让当地的道路边坡绿意盎然。
在青海的一项研究中，朱清科试着将宁夏枸杞引入当地农林复合建设树种中。他精挑细选了150棵树苗，托运到试验基地，种植后成活率非常高，而且当地农民也很喜欢这个树种。通过多次引进和示范推广，宁夏枸杞“红”到了青海，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。
不容糊弄的朱老师
朱清科的博士生李萍是跨专业读博。她本想着一开学就赶紧确定研究方向，可导师老朱却“不紧不慢”：“你先好好读专业文献，隔一周来向我汇报心得。”眼看着其他同学纷纷确定了方向，连续读了好几个月文献的李萍有些着急了，可导师之命又不得不从。她用了一年时间啃遍专业文献后，这才确立了研究方向。“后来我才明白，朱老师是用这种方式让我夯实专业基础，再通过多次交流摸清我的专业爱好和特长，最终给我确认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。朱老师就是这样，做什么都特别认真，容不得糊弄。”李萍说。
“水土是什么，水土就是野外。”朱清科的导师、北京林业大学朱金兆教授说。在他眼里，这位只比他小一轮的学生在科研上特别肯钻研，十分认真，从不糊弄。“他新到一个实践地点，总是先把周边仔细跑个遍，摸清楚情况。”朱金兆回忆。
“朱清科在水土保持精准配置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，其基础和精髓就在于精准认识环境。实现这种精准，自然容不得糊弄。”北京林业大学周心澄教授这样评价。
上世纪90年代，朱清科和其他专家在山西吉县做科研调查时发现，该县地形地貌典型，水土流失现象明显，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极具科研试验价值。于是，他和专家们对选定的流域开展小班调查。有的区域方圆几十里都荒无人烟，根本无路可走，更谈不上交通工具了，他们硬是咬着牙，一天走上百里路去了解实地情况，全面掌握了第一手数据，为后来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在科研攻关上，朱清科从不糊弄自己。从淳化到吉县再到吴起，攻关难度一个比一个大。一个难题解决后，他很快就转向另一个难题，不留恋已有成绩。“你得不断给自己设坎儿，不断去挑战更难的，这样才会进步。”朱清科说。
这么多年马不停蹄，累么？老朱说：“把黄变成绿，看到自己的技术得到落实，我就很兴奋。我是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儿子，我想为这片土地和农民做些事。”